中华长尾雀现身太子山保护区
中华长尾雀现身太子山保护区
中华长尾雀现身太子山保护区关于“青海黄河源发现秦始皇遣使‘采药昆仑(kūnlún)’石刻”的真假争议,还在继续(jìxù)。
6月12日,澎湃新闻记者注意到,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(wénzì)研究中心官方公众号“古文字微刊”上刊登了《新知|刘钊:我对昆仑刻石的看法》一文。复旦大学文科资深教授、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主任刘钊在文章中分享了自己(zìjǐ)的看法,还在文中列出了昆仑石刻(shíkè)与秦汉文字文字形体比较表。他表示(biǎoshì):“我虽然(suīrán)不敢贸然判定其一定(yídìng)为真,但是对很多人轻易断言其一定为伪也不能苟同。”
刘钊分析,从(cóng)文字(wénzì)看,他认为昆仑刻石的文字时代特征明显,风格统一,有些细微之处亦表现得非常到位,恐怕连专业者都难以处理得如此圆满。此外,石刻文字距目前的地面很近,若是现代人伪造,下边的字就要躺着(zhe)才能(cáinéng)凿刻,这显然有悖常理。
据此前报道(bàodào),该石刻镌刻字体为典型的秦小篆,所刻内容大意为:秦始皇廿六年,皇帝派遣五大夫翳率领一些方士,乘车前往昆仑山采摘长生不老药;他们于该年三月己卯(jǐmǎo)日到达此地(黄河源头的扎陵湖畔(pàn)),再(zài)前行约一百五十里(到达此行的终点)。
石刻照片。来源:微信公众号(hào)光明文化记忆
石刻所在崖面。来源:微信公众号光明文化(wénhuà)记忆
近期的(de)争议始于中国(zhōngguó)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(yánjiūsuǒ)研究员仝涛6月8日在《光明日报》发表了《实证古代“昆仑”的地理位置——青海黄河源发现秦始皇遣使“采药昆仑”石刻》一文。该文介绍,近期,考古工作者在扎陵湖北岸的田野调查中,发现一处37字秦代摩崖石刻题记(tíjì)。这一黄河源石刻是秦始皇统一中国后留下的唯一一处还现存于原址(yuánzhǐ)的刻石(kèshí),同时也是保存最为完整的一处,意义十分重大。
仝涛认为,石刻内容(nèiróng)及其所在地理位置,解决了国人千古争讼的关于“昆仑”“河源”的精确地望问题,记录了秦始皇在统一中国(zhōngguó)后,遣使向昆仑山(kūnlúnshān)寻觅仙药的历史事实,补全了文献记载的缺失。
仝涛文章发布(fābù)后,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辛德勇6月8日在个人微信公众号上发布文章《高度怀疑(huáiyí)乃今人(jīnrén)伪刻——石刻造假新高度》,其中直言:“铭文若如释文所释,敝人高度怀疑乃今人伪刻,这是(zhèshì)石刻造假新‘高度’”。
侯光良与石刻(shíkè)合影。图源,青海观察客户端
不过,此石刻(shíkè)(shíkè)并非近期发现。澎湃新闻此前获悉,早在2020年7月,青海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院(xuéyuàn)教授、博士研究生导师侯光良(guāngliáng)便已(yǐ)在田野考察中发现这处石刻。2023年7月7日,青海日报“青海观察”客户端刊发《昆仑上下:探秘青海史前文化》一文时,便配发了侯光良与此石刻的合影。侯光良推测石刻刻字年代定为1280年。
附:《新知|刘钊:我对昆仑刻石的看法(kànfǎ)》全文
这(zhè)(zhè)两天关于昆仑刻石的报道颇为吸引眼球,对其(qí)真伪的辩论更是热闹异常。我虽然不敢贸然判定其一定为真,这缘于现在的文物造(zào)假早已今非昔比,只有你想不到的,没有造假者不敢造的,但是对很多人轻易断言其一定为伪也不能苟同。下边说说我的看法。
抛开其他,先从文字(zì)看,我觉得昆仑刻石的(de)文字时代特征明显,风格统一,看不出什么破绽。如“皇”字上部从“白(bái)”,“大夫”合文符号位于人形右侧(yòucè)手臂下,“方”字下部(xiàbù)先向右转再向左迴的形态,“翳”字所从“医”字左旁竖笔出头(tóu),“以”字从“人”的写法,“己”字下部右曳,“年”字所从“禾”头左斜穿透笔画,“到”字所从“至”旁上部交叉处写得很开,“此”字所从“匕”旁下延等(děng),都具备秦(qín)至汉初文字的书写特征,在(zài)(zài)秦文字中都能找到相同或相近的写法。此谓时代特征明显。所谓风格统一,是说全篇文字风格一致,有(yǒu)些细微(xìwēi)之处亦表现得非常到位,譬如有些横笔写成弯曲的向上拱起状,这在“皇”字所从“王”旁和“廿”“六”“三”等字上都有体现。设想如果是伪造(wěizào),在没有相同范本的情况下,要在众多秦文字资料中凑齐这些字作为作伪的样板,且能保证文字结体不误,书写风格统一,恐怕连专业者都难以处理得如此圆满。
“古文字微刊(wēikān)”微信公号 图
顺便说一下,所谓“方士”的“士”已有网友指出可能是“支”字,有人读为“技(jì)”。字不是“士”可以肯定,但这里的“将”是率领的意思,之下按理应是人名或职官名,“方技”做(zuò)为职官名似(míngshì)未见记载,不过医药本就是“方技”的重要(zhòngyào)内容,所以当时(shí)有名为“方技”的管理医药的职官也未可知。宗帅先生在与笔者微信谈到这个问题时,怀疑所谓“士”字也有可能是“策”字,“方策”即简册,如此(cǐ)“将”就是携带的意思,“方策”难道是记载方药之书(shū)?此可聊备一说。
其次从文本看,文字简洁,语法规范,“皇帝+使+人名”“五大夫+臣+人名”“将+人名(或职官名、书名)”“采药+地名”“以+年月(yuè)”“车到此”等简洁准确的表述,与传世秦汉文献中(zhōng)类似的文句(wénjù)对比,毫无违和感。这样(zhèyàng)的古汉语表达,显然也不是现代(xiàndài)一般的作伪者(zuòwěizhě)所能具备的。有人可能会觉得如此简单的文句,并不难造,这就大错特错了。其实这种质直简略,但表达准确的文字,更为难拟。
再(zài)从五大夫之名来看,名“翳”正能体现秦汉的起名(qǐmíng)习惯。秦人喜用“殹”字,从“殹”声的“翳”字似也(yě)不例外。《国语·郑语》说:“嬴,伯翳之后也。”秦将有名“翳”者,《汉书·韩信传》:“且三秦王为秦将”,颜师古(yánshīgǔ)注:“章邯、司马欣、董翳。”可知“伯翳(又作益)”本秦之先祖,名“翳”可能是仰慕(yǎngmù)先祖而名,这与秦印有名“非子”者,“非子”也是秦的先祖一样。“董翳”之名起名之由似也应如此。《汉印(hànyìn)文字征》收有“中翳”和“程翳”两印,可能即(jí)汉人延续了秦人命名之习惯。若(ruò)刻石为伪造,作假之人怎么会想到用这样一个难字来(nánzìlái)为虚拟的人命名?能想到“翳”与秦汉起名习惯这一点,真是太有难度(nándù)了。
“昆仑”写作“昆陯”,见于里(lǐ)耶(yé)秦简,谓“琅邪献昆陯五杏药”。无论里耶秦简和昆仑刻石的(de)两处“昆陯”是一地还是两地(liǎngdì),其词源相同是没问题的。这说明“昆仑”可写作“昆陯”是秦时(qínshí)的用字习惯。里耶秦简的“昆仑”作“昆陯”是一个不太引人注意的通假,且只此一例,居然就被(bèi)(bèi)造假者发现并巧妙地用于昆仑刻石?作伪者能具有这样的学术素养?也太令人诧异啦。据网上的一种说法,昆仑刻石早在二十年(èrshínián)(nián)前就被发现了,后被证实是2020年的误传。就算是2020年,距里耶秦简“琅邪献昆陯五杏药”这条材料的发表的时间(2017)也只差三年,难道刻石是2017年后才伪造的?
昆仑(kūnlún)刻石铭文的上部是因石材的形状(xíngzhuàng)确定的,可以称为“因形布字”,故行款每行2字到4字不等,这种行款很少见(jiàn)。从照片看,文字似乎也不在一个平面。以上两点都符合就地取材,自然随意(suíyì),不求标准的当时情境。反推若是作伪,大概反倒不会如此随意草率。
另一个问题是(shì)石刻文字(zì)距目前的地面很近,若是现代人伪造,下边的字就要躺着才能凿刻,这显然有悖常理。反倒是因两千多年来岩石的崩裂和(hé)地层的堆积(duījī),才使得地面上升到目前的位置,所以董珊先生建议要在石刻地点进行考古发掘,看能否找寻到秦汉时期的地层。
关于历日的问题,已有网友指出可能用的是颛顼历或经改造过的颛顼历,故与(yǔ)历谱有不合。陈侃理(chénkǎnlǐ)先生曾指出秦至西汉太初间的历法为难解之(zhī)谜,出土资料与传世记载亦多(duō)有不合之处,故有不符也(yě)很正常,需考虑(kǎolǜ)多种因素。譬如董珊先生认为“廿”可能是“卅”,如此就是始皇“三十六年”,还认为“三十六”之“六”又改成了“七”,此说也值得考虑。
至于(zhìyú)从昆仑刻石确定昆仑地点一事,我觉得为时尚早。刻石的(de)(de)性质应与今日“到此一游”的刻划相近,或是表明(biǎomíng)此地重要,乃行程中休憩之地,类似驿站;或是为重来或后来者提供的标识;或是因此地位置高敞,风景佳丽,值得驻足并刻石留念(liúniàn)。至于铭文中的“一百五十里”,有人认为应为“二百五十里”(若是一百五十里,一般会说成“百五十里”),并未表明是终点,也(yě)未表明是昆仑山(kūnlúnshān),也可能指的是下一个休息地等。
我们再从作伪者的角度(jiǎodù)考虑。一般个人(gèrén)作伪,唯一目的就是牟利,也有的是炫技及恶作剧。在4千多米、人迹罕到的高原上造假,又“深藏功与名”,图(tú)啥呢?按常理推测,考古工作者一般不(bù)会,因为这会毁掉一生(yīshēng),付出和收获严重不匹配。有人揣测或是公家集体(jítǐ)造假,可公家集体造假,定是当地人为了地方出名或招揽游客,这事可就大了,在当今的治理环境下几无可能,且当地似乎也没有具备以上提到的几点专业(zhuānyè)素养的人。
去昆仑山采药,观念来自昆仑山上有不(bù)死(sǐ)树和不死药的传说。西王母(xīwángmǔ)即住在昆仑山,所以所谓(suǒwèi)采药,其实就是(jiùshì)向西王母求药。《淮南子·览冥》载“羿请不死之药于西王母”的故事,《山海经》郭璞图赞说:“万物暂见,人生如寄;不死之树,寿蔽天地;请药西姥,乌得(wūdé)如羿!”《山海经·海外西经(xījīng)》说:“丈夫国在维鸟北,其为人衣冠带剑”,郭璞注:“殷帝太戊使王孟采药,从西王母至此”,说的都是这个故事母题。这种传说和观念应该来源很早,所以昆仑刻石(kèshí)记载秦始皇派人去昆仑山采药,具有切实的历史背景,绝非编造。
秦始皇(qínshǐhuáng)笃信方士,希冀自己能长生(chángshēng)不老,这在典籍中有很多记载,但是由秦始皇盼望长生,到昆仑刻石的秦始皇派人去昆仑山采药,这之间的联系并不直接,甚至还(hái)颇为隐晦,传世典籍也没相同或相近的记载,这得具备什么样学识(xuéshí)的人才能编造出这样(zhèyàng)的故事和(hé)文句(wénjù)呢?除非另有一个真迹,而这个刻石是按真迹仿造的。再加上文字形体结构和风格没有破绽,文句古雅质朴,“翳”字为名的时代风尚和“陯”的用字习惯,诸般凑到一起,假设让我(wǒ)来作伪,我想我是一定造不出的。无论如何,即使仅从文字和文献角度看,我也总算(zǒngsuàn)是半个专家吧?如果此刻石真是作伪,我倒愿意拜作伪者为师。
最后一点,胡文辉先生说“采药(yào)”一语不见于西汉以前典籍,这没错,“采药”一语从东汉开始才(cái)逐渐增多,但是既然《史记》中有“采芝药”,不管“芝”是限定“药”的,还是与“药”并列,都说明当时(dāngshí)的语言环境中是(zhōngshì)可以有“采药”之说的,只是因文献太(tài)少,恰巧不见而已。另外说“采药”与“采金”“采铜”等不同,“采金”“采铜”都是指采自然物,“采药”的“药”却是人(rén)造物,这似乎过于绝对。古人的所谓药,很多就是自然物。若说需人加工而成,那“金”和(hé)“铜”又何尝(hécháng)不是呢?
还有人说按历日算当时是冬天,环境极其恶劣,车也上不去(qù)。这是严重低估了(le)皇帝命令之不可抗拒和(hé)当时人如唐僧西天取经般的决心和能力。
澎湃新闻记者(xīnwénjìzhě) 鞠文韬
(本文来自澎湃(pēngpài)新闻,更多原创资讯请下载“澎湃新闻”APP)
关于“青海黄河源发现秦始皇遣使‘采药昆仑(kūnlún)’石刻”的真假争议,还在继续(jìxù)。
6月12日,澎湃新闻记者注意到,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(wénzì)研究中心官方公众号“古文字微刊”上刊登了《新知|刘钊:我对昆仑刻石的看法》一文。复旦大学文科资深教授、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主任刘钊在文章中分享了自己(zìjǐ)的看法,还在文中列出了昆仑石刻(shíkè)与秦汉文字文字形体比较表。他表示(biǎoshì):“我虽然(suīrán)不敢贸然判定其一定(yídìng)为真,但是对很多人轻易断言其一定为伪也不能苟同。”
刘钊分析,从(cóng)文字(wénzì)看,他认为昆仑刻石的文字时代特征明显,风格统一,有些细微之处亦表现得非常到位,恐怕连专业者都难以处理得如此圆满。此外,石刻文字距目前的地面很近,若是现代人伪造,下边的字就要躺着(zhe)才能(cáinéng)凿刻,这显然有悖常理。
据此前报道(bàodào),该石刻镌刻字体为典型的秦小篆,所刻内容大意为:秦始皇廿六年,皇帝派遣五大夫翳率领一些方士,乘车前往昆仑山采摘长生不老药;他们于该年三月己卯(jǐmǎo)日到达此地(黄河源头的扎陵湖畔(pàn)),再(zài)前行约一百五十里(到达此行的终点)。
石刻照片。来源:微信公众号(hào)光明文化记忆
石刻所在崖面。来源:微信公众号光明文化(wénhuà)记忆
近期的(de)争议始于中国(zhōngguó)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(yánjiūsuǒ)研究员仝涛6月8日在《光明日报》发表了《实证古代“昆仑”的地理位置——青海黄河源发现秦始皇遣使“采药昆仑”石刻》一文。该文介绍,近期,考古工作者在扎陵湖北岸的田野调查中,发现一处37字秦代摩崖石刻题记(tíjì)。这一黄河源石刻是秦始皇统一中国后留下的唯一一处还现存于原址(yuánzhǐ)的刻石(kèshí),同时也是保存最为完整的一处,意义十分重大。
仝涛认为,石刻内容(nèiróng)及其所在地理位置,解决了国人千古争讼的关于“昆仑”“河源”的精确地望问题,记录了秦始皇在统一中国(zhōngguó)后,遣使向昆仑山(kūnlúnshān)寻觅仙药的历史事实,补全了文献记载的缺失。
仝涛文章发布(fābù)后,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辛德勇6月8日在个人微信公众号上发布文章《高度怀疑(huáiyí)乃今人(jīnrén)伪刻——石刻造假新高度》,其中直言:“铭文若如释文所释,敝人高度怀疑乃今人伪刻,这是(zhèshì)石刻造假新‘高度’”。
侯光良与石刻(shíkè)合影。图源,青海观察客户端
不过,此石刻(shíkè)(shíkè)并非近期发现。澎湃新闻此前获悉,早在2020年7月,青海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院(xuéyuàn)教授、博士研究生导师侯光良(guāngliáng)便已(yǐ)在田野考察中发现这处石刻。2023年7月7日,青海日报“青海观察”客户端刊发《昆仑上下:探秘青海史前文化》一文时,便配发了侯光良与此石刻的合影。侯光良推测石刻刻字年代定为1280年。
附:《新知|刘钊:我对昆仑刻石的看法(kànfǎ)》全文
这(zhè)(zhè)两天关于昆仑刻石的报道颇为吸引眼球,对其(qí)真伪的辩论更是热闹异常。我虽然不敢贸然判定其一定为真,这缘于现在的文物造(zào)假早已今非昔比,只有你想不到的,没有造假者不敢造的,但是对很多人轻易断言其一定为伪也不能苟同。下边说说我的看法。
抛开其他,先从文字(zì)看,我觉得昆仑刻石的(de)文字时代特征明显,风格统一,看不出什么破绽。如“皇”字上部从“白(bái)”,“大夫”合文符号位于人形右侧(yòucè)手臂下,“方”字下部(xiàbù)先向右转再向左迴的形态,“翳”字所从“医”字左旁竖笔出头(tóu),“以”字从“人”的写法,“己”字下部右曳,“年”字所从“禾”头左斜穿透笔画,“到”字所从“至”旁上部交叉处写得很开,“此”字所从“匕”旁下延等(děng),都具备秦(qín)至汉初文字的书写特征,在(zài)(zài)秦文字中都能找到相同或相近的写法。此谓时代特征明显。所谓风格统一,是说全篇文字风格一致,有(yǒu)些细微(xìwēi)之处亦表现得非常到位,譬如有些横笔写成弯曲的向上拱起状,这在“皇”字所从“王”旁和“廿”“六”“三”等字上都有体现。设想如果是伪造(wěizào),在没有相同范本的情况下,要在众多秦文字资料中凑齐这些字作为作伪的样板,且能保证文字结体不误,书写风格统一,恐怕连专业者都难以处理得如此圆满。
“古文字微刊(wēikān)”微信公号 图
顺便说一下,所谓“方士”的“士”已有网友指出可能是“支”字,有人读为“技(jì)”。字不是“士”可以肯定,但这里的“将”是率领的意思,之下按理应是人名或职官名,“方技”做(zuò)为职官名似(míngshì)未见记载,不过医药本就是“方技”的重要(zhòngyào)内容,所以当时(shí)有名为“方技”的管理医药的职官也未可知。宗帅先生在与笔者微信谈到这个问题时,怀疑所谓“士”字也有可能是“策”字,“方策”即简册,如此(cǐ)“将”就是携带的意思,“方策”难道是记载方药之书(shū)?此可聊备一说。
其次从文本看,文字简洁,语法规范,“皇帝+使+人名”“五大夫+臣+人名”“将+人名(或职官名、书名)”“采药+地名”“以+年月(yuè)”“车到此”等简洁准确的表述,与传世秦汉文献中(zhōng)类似的文句(wénjù)对比,毫无违和感。这样(zhèyàng)的古汉语表达,显然也不是现代(xiàndài)一般的作伪者(zuòwěizhě)所能具备的。有人可能会觉得如此简单的文句,并不难造,这就大错特错了。其实这种质直简略,但表达准确的文字,更为难拟。
再(zài)从五大夫之名来看,名“翳”正能体现秦汉的起名(qǐmíng)习惯。秦人喜用“殹”字,从“殹”声的“翳”字似也(yě)不例外。《国语·郑语》说:“嬴,伯翳之后也。”秦将有名“翳”者,《汉书·韩信传》:“且三秦王为秦将”,颜师古(yánshīgǔ)注:“章邯、司马欣、董翳。”可知“伯翳(又作益)”本秦之先祖,名“翳”可能是仰慕(yǎngmù)先祖而名,这与秦印有名“非子”者,“非子”也是秦的先祖一样。“董翳”之名起名之由似也应如此。《汉印(hànyìn)文字征》收有“中翳”和“程翳”两印,可能即(jí)汉人延续了秦人命名之习惯。若(ruò)刻石为伪造,作假之人怎么会想到用这样一个难字来(nánzìlái)为虚拟的人命名?能想到“翳”与秦汉起名习惯这一点,真是太有难度(nándù)了。
“昆仑”写作“昆陯”,见于里(lǐ)耶(yé)秦简,谓“琅邪献昆陯五杏药”。无论里耶秦简和昆仑刻石的(de)两处“昆陯”是一地还是两地(liǎngdì),其词源相同是没问题的。这说明“昆仑”可写作“昆陯”是秦时(qínshí)的用字习惯。里耶秦简的“昆仑”作“昆陯”是一个不太引人注意的通假,且只此一例,居然就被(bèi)(bèi)造假者发现并巧妙地用于昆仑刻石?作伪者能具有这样的学术素养?也太令人诧异啦。据网上的一种说法,昆仑刻石早在二十年(èrshínián)(nián)前就被发现了,后被证实是2020年的误传。就算是2020年,距里耶秦简“琅邪献昆陯五杏药”这条材料的发表的时间(2017)也只差三年,难道刻石是2017年后才伪造的?
昆仑(kūnlún)刻石铭文的上部是因石材的形状(xíngzhuàng)确定的,可以称为“因形布字”,故行款每行2字到4字不等,这种行款很少见(jiàn)。从照片看,文字似乎也不在一个平面。以上两点都符合就地取材,自然随意(suíyì),不求标准的当时情境。反推若是作伪,大概反倒不会如此随意草率。
另一个问题是(shì)石刻文字(zì)距目前的地面很近,若是现代人伪造,下边的字就要躺着才能凿刻,这显然有悖常理。反倒是因两千多年来岩石的崩裂和(hé)地层的堆积(duījī),才使得地面上升到目前的位置,所以董珊先生建议要在石刻地点进行考古发掘,看能否找寻到秦汉时期的地层。
关于历日的问题,已有网友指出可能用的是颛顼历或经改造过的颛顼历,故与(yǔ)历谱有不合。陈侃理(chénkǎnlǐ)先生曾指出秦至西汉太初间的历法为难解之(zhī)谜,出土资料与传世记载亦多(duō)有不合之处,故有不符也(yě)很正常,需考虑(kǎolǜ)多种因素。譬如董珊先生认为“廿”可能是“卅”,如此就是始皇“三十六年”,还认为“三十六”之“六”又改成了“七”,此说也值得考虑。
至于(zhìyú)从昆仑刻石确定昆仑地点一事,我觉得为时尚早。刻石的(de)(de)性质应与今日“到此一游”的刻划相近,或是表明(biǎomíng)此地重要,乃行程中休憩之地,类似驿站;或是为重来或后来者提供的标识;或是因此地位置高敞,风景佳丽,值得驻足并刻石留念(liúniàn)。至于铭文中的“一百五十里”,有人认为应为“二百五十里”(若是一百五十里,一般会说成“百五十里”),并未表明是终点,也(yě)未表明是昆仑山(kūnlúnshān),也可能指的是下一个休息地等。
我们再从作伪者的角度(jiǎodù)考虑。一般个人(gèrén)作伪,唯一目的就是牟利,也有的是炫技及恶作剧。在4千多米、人迹罕到的高原上造假,又“深藏功与名”,图(tú)啥呢?按常理推测,考古工作者一般不(bù)会,因为这会毁掉一生(yīshēng),付出和收获严重不匹配。有人揣测或是公家集体(jítǐ)造假,可公家集体造假,定是当地人为了地方出名或招揽游客,这事可就大了,在当今的治理环境下几无可能,且当地似乎也没有具备以上提到的几点专业(zhuānyè)素养的人。
去昆仑山采药,观念来自昆仑山上有不(bù)死(sǐ)树和不死药的传说。西王母(xīwángmǔ)即住在昆仑山,所以所谓(suǒwèi)采药,其实就是(jiùshì)向西王母求药。《淮南子·览冥》载“羿请不死之药于西王母”的故事,《山海经》郭璞图赞说:“万物暂见,人生如寄;不死之树,寿蔽天地;请药西姥,乌得(wūdé)如羿!”《山海经·海外西经(xījīng)》说:“丈夫国在维鸟北,其为人衣冠带剑”,郭璞注:“殷帝太戊使王孟采药,从西王母至此”,说的都是这个故事母题。这种传说和观念应该来源很早,所以昆仑刻石(kèshí)记载秦始皇派人去昆仑山采药,具有切实的历史背景,绝非编造。
秦始皇(qínshǐhuáng)笃信方士,希冀自己能长生(chángshēng)不老,这在典籍中有很多记载,但是由秦始皇盼望长生,到昆仑刻石的秦始皇派人去昆仑山采药,这之间的联系并不直接,甚至还(hái)颇为隐晦,传世典籍也没相同或相近的记载,这得具备什么样学识(xuéshí)的人才能编造出这样(zhèyàng)的故事和(hé)文句(wénjù)呢?除非另有一个真迹,而这个刻石是按真迹仿造的。再加上文字形体结构和风格没有破绽,文句古雅质朴,“翳”字为名的时代风尚和“陯”的用字习惯,诸般凑到一起,假设让我(wǒ)来作伪,我想我是一定造不出的。无论如何,即使仅从文字和文献角度看,我也总算(zǒngsuàn)是半个专家吧?如果此刻石真是作伪,我倒愿意拜作伪者为师。
最后一点,胡文辉先生说“采药(yào)”一语不见于西汉以前典籍,这没错,“采药”一语从东汉开始才(cái)逐渐增多,但是既然《史记》中有“采芝药”,不管“芝”是限定“药”的,还是与“药”并列,都说明当时(dāngshí)的语言环境中是(zhōngshì)可以有“采药”之说的,只是因文献太(tài)少,恰巧不见而已。另外说“采药”与“采金”“采铜”等不同,“采金”“采铜”都是指采自然物,“采药”的“药”却是人(rén)造物,这似乎过于绝对。古人的所谓药,很多就是自然物。若说需人加工而成,那“金”和(hé)“铜”又何尝(hécháng)不是呢?
还有人说按历日算当时是冬天,环境极其恶劣,车也上不去(qù)。这是严重低估了(le)皇帝命令之不可抗拒和(hé)当时人如唐僧西天取经般的决心和能力。
澎湃新闻记者(xīnwénjìzhě) 鞠文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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